导论-《阶级、政党与领导》
中国拥有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无产阶级，也因其历史和当前政权的诸多特点，催生了最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作为21世纪的中国革命者，更作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基于对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客观、科学的分析，非如此不能总结出当下的革命任务，不能向着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前行。
中国劳工通讯集体行动地图的数据显示，2024年共记录了1,508起工人运动的案例，较发生了1,789起的2023年略有下降，但仍然基本与疫情前的数量持平。与以往略有不同的是，工人运动呈现出了从传统沿海务工输入大省向内陆省份扩散的现象。另外，除了一直以来抗议频发的建筑业外，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与物流业等各个行业都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抗议行动。三年疫情对经济的重创下，中国政府补救经济的措施效果有限，社会生活负担不断加重，无产阶级遭受的压迫持续加深。
在这一背景下，认为中国革命前景渺茫，并把形势低迷怪罪于工人本身的思想，在网络上的建政群体，或者说网左中，是相当普遍的。工人阶级在这些高高在上的评论家眼中被视作不成熟、软弱、无知的迷途羔羊，只配静静地等待“马克思主义者”有形的大手发力去救他们脱离苦海，即使他们事实上做的只是在QQ群或推特中发表者与殖人几乎无异的反政府言论。而比这些挥舞着键盘的网络大手子更有一些行动力的，则会搬出他们所奉为圭臬的灌输论，主张融工，也就是把革命家分散到工厂中对工人进行理论的灌输，期待着本就在政治和经济上分散的工人阶级在分散的灌输下反而能爆发出革命所需的集中力量，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难以使工人群众得到系统的科学的教育，其能达成的最高结果也就仅仅止步于与先前无异的分散的经济斗争，更不用说这样的经济斗争能被反动政府一以贯之地镇压，还能顺便抓走几个期待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所庇护的融工者。像鸵鸟一样埋头在工厂的日常生活，虽然没有付出编织中国革命未来支柱的努力，但是用生活在工人身边的现实安慰自己的逃避，这是 “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去适应当前‘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的错误行为。“溶化在群众之中，在他们中间广泛宣传我们的基本要求和国际社会民主党本身的声望，但失掉集中的政治组织的性质”，这只是“冒险”，只会 “使得给自己提出一定任务并发展独立的策略以解决这些任务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归于灭亡。”
事实上，我们从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和近年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出在工人阶级身上。的确，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借助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断在压制着寻求着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在宣传、文化、艺术等领域得到体现，但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向儿童灌输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本领”的学校上，他们 “被提供了与他们在阶级社会必须充当的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当下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被压制，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要求和条件存在。但是，无论是愈发自觉于自身所遭受的异化而采取联合的激进化运动的学生群体，还是由于学生遭受的系统性压迫而感到危机的共鸣的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就像蒲城那场数万人规模的抗议运动所向我们揭示的那样，中国人民的激进化进程在不断加速，改天换地的力量在不断酝酿。
但是，工人阶级意识的演变并不是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去进行的。他们会意识到生活的困苦，他们会意识到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他们会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但是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因为工人阶级在参与斗争的时候，他们并不会自发地得出革命性的结论，而是要等到列宁反复提到的那位老师，也就是生活本身来反复教育他们，保守的意识才会做出改变，艰难但坚定地走向激进化。毕竟没有人是为了革命而去生活，只有当生活再也进行不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作为无法避免的唯一的选项被人民群众提出。就像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所说的那样，革命是群众摧毁自己与政治舞台之间的障碍，用自觉的干预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行动。一场革命绝对少不了群众的参与，历史上也决不缺乏群众再也无法忍受社会现状的存续，走上街头，把他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刻。革命就像无法预测的地震，但也就像地震可以由对板块构造的研究来了解地震发生的条件一样，革命也可以通过对经济状况和无产阶级激进化程度的观察而一定程度上得到把握。“……按计划发动、组织和妥加领导的，短时间‘制造出来的’革命，只有在普特卡默的警察或者普鲁士和俄国检察官的丰富的想象中才会存在。” 而作为革命者，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己所能去准备革命，在让革命以胜利告终的方面发挥尽可能多的作用。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无政府主义者总是认为，只要群众“接受”了共产主义，那么他们就能自发地推翻资本主义而把自己自由地组织起来，即使他们没有解释“接受”从何而来，也没有解释自发性的大手为何在长久以来的国内外的激烈斗争中没有直接取得莫名其妙的胜利。诚然，社会民主党本身就是 “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在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发展的”，从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例如引起俄国运动策略上的变化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有1896年的彼得格勒大罢工，1901年的学生示威，1902年的罗斯托夫总罢工，可以看到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这里的情况也是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时期，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就远远落后于事件的发展，以至于在示威游行的第一天，他们竟然向工人们提议不要走上街头！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自发性是决不足以推翻已然形成坚实的自觉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即使是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诸多自发进行的运动中，也会是有一些团体和个人充当临时的或长期的领导角色。或是跳到箱子上发表一番演讲说服大家罢工，或是负责编写传单，或是提出占领工厂的意见。这些斗争性的想法决不是同时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无中生有出来的，不是所有的工人都会在同一时间得出同样的结论。少数人会比其他人更早地意识到占领工厂、大罢工以及其他活动的必要性。在革命中，少数人会明白工人掌控经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他们的工作就是组织起来说服剩下的工人。即使在一场看似自发的运动中，组织最终也会发挥主导作用。正如托洛茨基在《阶级、党和领导》一文中所解释的:“历史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但阶级并不能自动且同时地施展他们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创造各种各样的起着重要且独立作用的机构，这些机构易发生变形。…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政治领导层能变成一个决定性因素，有如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总司令的作用。历史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否则，为什么需要领导？为什么需要党？为什么需要纲领？为什么需要理论斗争？“
一个革命党的必要性在历史和当下的无数次事件中都能得到反复的印证，近一点的有蒲城数万人游行，远一点的有乌鲁木齐人民占领市政府，再远一点点的苏丹2018年的群众斗争，当然更远的还有西班牙内战，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包括巴黎公社。我们所不断铭记与学习的俄国革命，也是这一点上最好的正面例子。为什么俄国革命能够成功，而上述提到却没有成功，区别不在于俄国工人更成熟，甚至事实上恰恰相反；也不是因为斯拉夫在民族、人种上就更“进步”，一切的差距根源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但俄国革命并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创造出来或因其存在而确保了胜利的，如果说有什么能够使一场革命越发坚决地走向成功，那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反动政权本身莫属。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这样解释: “他们指责我们制造了大众的情绪; 这是错误的，我们只是试图去阐述它。” 人民的不满并非由我们创造，革命党所做的只是科学地有意识地规划工人们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理解的东西。
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总结说，的确，需要建立党，但是这个党应该是什么，又不应该是什么呢？当马克思主义者提到，我们需要一个革命政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一个选举机器。“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 任何政党最根本的东西一定是某种理念，而只有具备基于这些理念的纲领和去实现这样一个纲领的方法，才能够在传播纲领的同时争取人们的支持。“ 社会民主党无非是意识到斗争的历史后果的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体现。社会民主党越是发展、成长、壮大，觉悟的工人群众就越是与日俱增地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整个运动的领导和确定路线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激进分子的代表，自觉地干预历史过程，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上去。的确，就像我们先前提到的那样，随着分散的原子化的斗争越来越多地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组织起来的趋势，这一点无论是从工人自发约定计件工资最低标准，还是自发创建一个没有抽成和算法剥削的外卖平台上都可以略窥一二。但是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到底是不同的。虽然，与政治自由的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如沙俄般的专制压迫中禁止任何工会和小组的手段，使得进行经济斗争的人不得不碰到政治问题，而反之亦然。但是，革命党的组建决不是职业性的、尽可能广泛的、具体的工人的问题，而是像托洛茨基在《就共产党本质致一名法国工团主义者的一封信》中解释的那样，“是整个国家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问题。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制定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通过严格的内部纪律来巩固他们的团结，从而确保他们自己在工人阶级的所有激进性质的行动中，在这个阶级的所有机关中，特别是对工会中指导性的影响。”
如上文所提到，工人意识到需要组织和他们决定选择社会主义而推翻资本主义是完全的两码事，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时产生最激进的结论。但是其中最激进又最先进的分子，就必然会希望引导工人运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们的任务自然而然就变成了组织一个在纲领和方法上都高于一般工人组织的组织，基于共同的计划，更加有效地完成赢得其他工人阶级的信任并推动问题根本解决的任务。这样的组织需要在革命之前建立起来，就像一个工人在开始一项特定的任务之前必须先装备自己的工具一样。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因革命党本身作为先进无产阶级塑造用以动员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这一定位，党决不会也决不能脱离群众性哪怕任何一秒钟。党 “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 从事的不是 “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是 “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
于是我们知道，“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绝对必要和极其迫切需要的任务。” 但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切中国革命者，无论其根本策略，大家都同意，工人阶级的阶级政治意识必须要得到发展。而列宁告诉我们，仅仅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是决不足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的，于是他很快就对当下的融工小组的历史版本作出了批评，因为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引入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引入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 列宁还告诉我们，简单的“到工人中去”远远不够。“为了向工人引入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我们说，革命党是先锋队，这不仅仅是要体现在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松让工人群众碰到局限的经济斗争所碰不到的政治问题，一分钟也不隐瞒社会主义信念的同时，走在大家前头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的民主主义问题，而且体现在我们要使得各种各样对现状不满的阶层都能碰到整个政治制度中最不中用的问题，使得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都能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帮助推翻反动政治制度的斗争和我们党。不用说，我们组织现在的能力尚不具备“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能力，也因规模有限和高压的审查制度而缺乏组织广泛的政治揭露的讲坛的条件，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以上述能力和条件为目标，进行尽可能多的组织意义上的宣传和教育，为党能够早一天不仅仅是从思想上，而且是在组织上摆脱小圈子并真正走入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不懈努力。
我们已经从历史和当下无数次失败的自发运动中看到了缺失领导组织的革命的下场，而西班牙内战的惨痛教训更告诉我们，存在阻碍运动发展的组织后果只会更糟。西班牙人民把本应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民阵线推为政府，而后者却出于压力和自身的懦弱向反动势力卑躬屈膝，面对法西斯的政变，人民阵线反而充当了反人民的角色。全国工人联盟竭力遏制着工人群众保卫自己的英勇斗争，而最终，导致这场巴黎公社式的悲壮史诗以法西斯的胜利收尾。托洛茨基在《阶级、党和领导》一文中所解释道，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要克服领导人的保守主义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另一种选择必须早已存在：“一直在努力寻找正确道路的群众发现，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组建出一个能够反映其革命要求的领导层。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其动态的过程：革命的各阶段迅速转换，领导层或领导层的不同部分迅速地投靠到了阶级敌人的一边。” 但是，领导层 “根本不是一个阶级的单纯‘映射’或它自身自然而然的产物” ，而是在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间的斗争中辩证地塑造的。巨大的历史性冲击的考验才会最有力地证明一个领导层腐败与否、革命与否。“如果革命事业要前进，如果要使无产阶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梦想，那么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跟得上时代、懂得引导和运用群众的战斗能力的领导机关。“ 托洛茨基还补充说，“广大群众只有逐步地、在他们自己经历过几个阶段经验地基础上，才能确信新的领导层与旧的比较起来，更为坚定，更为可靠，对群众更为忠诚。诚然，在一场革命期间，即当事件瞬息万变时，一个弱小的党，如果能够对革命进程有透彻的理解，而且拥有一支不满足于现状、不畏惧迫害的坚定的干部队伍，他就能够快速地成长为一个强壮的党。但这样的一个党必须在革命之前建立，因为教育干部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革命耽误不起这个时间。”
是的，存在一个革命党并不能使问题迎刃而解，而只是给问题提供了一个暴露和解决的场所。“从整体上说社会民主党只是无产阶级运动有觉悟的先锋队，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它在斗争的各个时刻代表解放的永久性利益，并且与工人阶级的各种局部的集团利益相反，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这就要求党的领导层必须 “明确而自觉地使自觉成为有觉悟的进行斗争的群众的意志和意向的代言人，成为阶级运动客观规律的体现者“ ，摒弃宗派主义和小圈子风气，促成一个不仅仅是而且是越发有利于左派在达成真正一致的前提上的统一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什么优势？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只有列宁一个人对革命有着清晰而透彻的认识。党的俄国干部们在思想上也不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困惑的。但党在先进的工人中具有威信，而列宁在党的干部中具有威信。列宁的政治观念顺应了革命的实际发展要求并被新的事件所强化。这些革命的有利因素在革命形势中，换言之，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创造了一次次奇迹。党迅速调整它的政策与列宁的观念相符，与革命的实际进程相符。由于这些调整，党获得了成千上万先进工人的坚定支持。在几个月内，通过将自身立足于革命的发展之上，党能够用它的正确口号来说服大多数的工人并组织成苏维埃，他们反过来又能够吸引士兵和农民。” 未来革命的成功绝对离不开最广泛群众的参与、一个坚强统一的革命党、一个随着斗争形势而辩证发展其策略的领导层，这是属于我们布尔什维克的三大法宝。而能保证最后一大法宝发挥作用的，只能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决不能寄希望于个人英雄主义，期待历史为我们从天而降一个列宁出来。科学的领导不仅不是，也不能是凭空产生的，而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党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淬炼出来的。即使没有列宁，我们也会有列你，也会有列我，也会有列他。是什么保证了党在坚定行动的同时保证科学决策？是什么保证了党内民主，而避免短视、保守的官僚把持党而复刻中俄革命史上的悲剧？首先，党的集中决不能以把一切托付给中央委员会，取消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和对组织日常生活的参与为代价。“任何从事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的机构都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此外，地位这样高的机构自然有一种发展得很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势必大大抑制首创精神和决心。只有全党生机勃勃的政治积极性才是对这种弊病的一种真正的补救。一个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的最理想的执行委员会应该作为全党意愿的最顺从、最迅速和最准确的工具发挥作用。但是，如果它的行动能力的自然源泉，即党的意志没有表达出来，如果批评的思想、党员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发挥不出来，那么，最理想的党执行委员会也会一事无成，并将不由自主地陷入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 而党的民主也与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鼓吹自由的陈腔滥调毫无瓜葛。党的民主和集中决不是互斥的两级。托洛茨基在《论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领导》中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当课题是为下一个时期制定政治路线时，民主就会胜过集中制。当课题是如何执行政治行动时，集中制将民主置于自身之下。当全党认为需要批判性地检视自身过去的行为时，民主将再次彰显其权利。民主与集中制之间的平衡要在实际的斗争中求得，时而被破坏，又时而被重建。” 可以看到，党内的集中占多少，民主占多少，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在与外在挑战和内部矛盾斗争下发展的。充分、公开、全面的民主讨论是我们分析形势、制定计划的依据，而坚定的集中执行，是我们贯彻革命路线，进行革命斗争的基本条件。毕竟就像西班牙内战和德国斯巴达克的血的经验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如果没有民主，领袖就会失灵，党就可能会滑落到阻碍革命的那一边去，这时的集中只会使得党向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如果没有集中，那党就会优柔寡断，陷入无休止的讨论中去，而缺乏必要的战斗性和采取坚决措施的革命气概。“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只有那个勇气提出向前推进的口号并把它贯彻到底的党才能掌握领导并且夺得政权。”
反动政府的专制压迫和牛鬼蛇神的涌入不能掩盖革命党斗争本身的性质的内部矛盾。无产阶级的革命一定是不断的，因而一定也是国际的、世界的，人民群众一定要破天荒地违背一切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到达超出现存社会边际的彼岸，即使这种意志只能脱胎于群众与现存制度的日常斗争中。 “这是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辩证的矛盾。而这个运动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必须在两个暗礁之间，即在放弃群众性和放弃最终目的之间，在倒退到宗派状态和变成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之间合理地向前迈进。” 机会主义的动摇既不是存在英明神武的中央委员会所能杜绝的，也不是因其在工人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而无法避免的。但如果有 “一部分人力图使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通过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来防止失策”，“借助革命的思想界人士登上了宝座，并且作为密谋委员会以根本不存在的‘人民意志’的名义宣布了自己是万能的” ，那么由其本身的性质而坚持要求向历史辩证法学习的虽然年轻的工人运动，就必然要以真正的人民意志的集体出现，摒弃任何自诩历史舵手的 “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的皇帝陛下”，而是依据辩证法重建起作为 “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 的真正的革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一步也不停，一刻也不回头地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黎明。
直到现在，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内容。我们从中国的现状谈起，回击了历史上对工人运动失败原因的诡辩论的现代版本，我们谈到了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党，又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党，这个党又要做些什么来发挥我们作为时代最前沿的年轻革命者的优势，去规避我们英勇的前辈所犯下的错误，这包括坚守党的群众性和民主集中制。导论的最后篇幅我打算留给捍马网所同样引用了的，托洛茨基的那段鼓舞人心的话：“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走投无路，只能尽可能地垂死挣扎。需要为持续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战争、起义、短期休战、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作准备。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必须立足于这个前景。历史将会给它提供足够的机遇与可能性，让它考验自己、积累经验并成长起来。先锋队锻造得越快，流血冲突的阶段就会越短，我们这个行星遭受的破坏也就会越少。但是，只有让革命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才能解决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革命的发展速度与时间间隔的问题固然极为重要；但它不会改变历史的总前途，也不会改变我们的方针政策。我们的结论很简单：必须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
参考：
捍马网 《阶级、党与领导：如何组织革命》https://marxist.com/the-class-the-party-and-the-leadership-how-to-organize-revolution-cn-simplified.htm
捍马网 《托洛茨基：就共产党本质致一名法国工团主义者的一封信》https://marxist.com/trotsky-a-letter-to-a-french-syndicalist-about-the-communist-party-cn-simplified.htm
托洛茨基《阶级，党与领导——为什么西班牙革命会失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4012.htm
托洛茨基 《论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领导》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712.htm
列宁 《怎么办？》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01-1902/index.htm
列宁 《<火星报>编辑部声明》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23.htm
列宁 《罢免权法令草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3/031.htm
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1970）》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althusser/mia-chinese-althusser-197004.htm
阿尔都塞 《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althusser/mia-chinese-althusser-197612.htm
罗莎·卢森堡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04.htm
罗莎·卢森堡 《俄国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_190501.htm
罗莎·卢森堡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0.htm
罗莎·卢森堡 《再论群众和领袖》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_191108.htm
罗莎·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
罗莎·卢森堡 《领袖失灵》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90110.htm